昆曲，原名“昆山腔”、“昆腔”，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、剧种，清代以来被称为“昆曲”，现又被称为“昆剧”。
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，也是中国汉族传统文化艺术、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，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“兰花”。
2001年5月18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名单，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，中国也因此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9个国家之一。
昆曲早在元朝末期（14世纪中叶）即产生于苏州昆山一带，它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、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，被称为“明代四大声腔”，同属南戏系统。
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、小唱，其分布区域，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，到了万历年间，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的区域，到万历末年，还流入北京。
昆曲是明朝中叶至清朝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，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被称为“百戏之祖，百戏之师”，有“中国戏曲之母”的雅称。
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，它的基础深厚，遗产丰富，是中国汉族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，在中国文学史、戏曲史、音乐史、舞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昆曲的表演，也有独特的体系和风格，它最大的特点是抒情性强、动作细腻，歌唱与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。
在语言上，昆曲原先分南曲和北曲：南昆以苏州白话为主，北昆以大都韵白和京白为主。昆曲唱腔华丽婉转，念白儒雅，表演细腻，舞蹈飘逸，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，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。正因如此，许多地方剧种，如晋剧、蒲剧、湘剧、川剧、赣剧、桂剧、越剧、闽剧等，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哺育和滋养。
昆曲中的许多剧本，如《牡丹亭》、《长生殿》、《桃花扇》等，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。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的文学传统，曲牌与许多宋词元曲相同，这为昆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，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昆曲作家和音乐家，包括梁辰鱼、汤显祖、洪升、孔尚任、李玉、李渔、叶崖等，都是中国戏曲和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。
梁辰鱼（1521-1594），字伯龙，号少白、仇池外史。曾作《红线女》等杂剧，但以《浣纱记》传奇最著名。此外还写过《远游稿》、《江东白苎》等。梁辰鱼是利用昆腔来写作戏曲的创始者和权威，他的作品脍炙人口，无形中给予昆腔传布很大的助力。之前，昆腔还只是停留在清唱阶段，经过梁辰鱼的创作，昆腔才焕发舞台的生命力，这是梁辰鱼在中国戏剧史上的重大贡献。
汤显祖（1550-1616），字义仍，号海若、若士、清远道人。他比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（1564-1616）大15岁，两人在同一年去世。汤显祖的戏剧作品《牡丹亭还魂记》、《紫钗记》、《南柯记》和《邯郸记》合称“临川四梦”，其中《牡丹亭还魂记》是他的代表作。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大胆地将闺门少女的爱情幻梦搬上舞台，一经演出，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。当莎士比亚的《仲夏夜之梦》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剧场赢得阵阵欢笑的时候，在中国富绅的家庭表演场地或民间的露天剧场里，《牡丹亭》中那个神秘而绮丽的梦境也正弄得人们如醉如痴。《牡丹亭》突破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情与理的冲突，试图去追寻一种“情之所至”，“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”的理想爱情观。汤显祖的剧作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爱，而且已传播到英、日、德、俄等很多国家，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。汤氏的专著《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》也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，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。
明代还有一位昆曲剧作家与汤显祖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，他名叫沈璟（1553―1610），是江苏吴江人。沈璟显然不像汤显祖那样激烈，他思想较为正统和保守，对于现行的社会体制采取充分肯定的态度，这种态度在他的昆曲剧作中体现得极为明显。从艺术实践的角度来看，沈璟的昆曲创作注重戏剧自身的艺术特性，为当时及后世的剧作家提供了适合舞台演出的规范性样本，自有其不容抹杀的积极意义。沈璟的《义侠记》取材于《水浒传》武松的故事，它客观反映了奸人横行、司法紊乱、官府贪赃枉法的社会现实，认为这些都是伦理道德败坏的具体表现，而武松与流氓恶霸斗争到底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正义行为。剧作的结尾表明，只有自觉维护以皇帝为中心的正常社会秩序，才能恢复被少数人破坏了的道德标准。沈璟以自己的艺术主张带动和影响了同地区的一批剧作家，在昆曲创作领域形成吴江派作家群。
